一旁的叶向高倒是一脸严肃地道：“我也觉得，冯前辈不至于如此，应当是确实欣赏文章之留白。”

方丛哲抚须赞道：“进卿此乃厚道之见！”

二人回到翰院里聊天，不久冯琦大步入内，取了一份文章放在二人面前道：“今日拜读大宗伯文章心有所感，吾亦认为荀子复祀之事乃顺应人心之举，故而撰文一篇愿附于新民报上为大宗伯摇旗呐喊！”

叶向高，方丛哲对视一眼都是心道，论及把握时机，此人真是算得恰到好处啊。佩服，佩服啊！

而在京城一处书院里。

读书人们也是追着师长，请教这篇文章。

这名师长乃饱学鸿儒，当即笑了笑道：“也好，那么我等今日不教经史，就教大家读一读这‘论荀子’。”

“诸位看这一句‘礼非从天降，非从地出也，而出自于人情。”

“这话大宗伯以前的文章里常有所载，其实这也并非他所言，而是张永嘉张璁，当年大礼仪时他就以此言得到世宗皇帝的赞赏。”

“今日用这话来就是以彼之矛，攻彼之盾，破那句非天子不议礼，若是天子不能议礼，那么张永嘉之言何用？”

“这一句是‘臣身为礼臣，奉圣命部议此事……闻知昔汉高帝，英主也，刻销印章，天下不以之戏玩。宋赵普，贤相也，缀补奏章，人主不以为琐屑。汉高帝，宋太祖在前，何言有伤圣明？”

“这句话里举了两个典故，一个是汉高祖刘邦，一个是宋太祖赵匡胤。”

“刘邦当年刻好印章，准备命人分封六国诸侯，但张良劝谏刘邦，你手下都是六国之士帮你来打天下，若是你分封六国诸侯，这些人马上就离开你跟从故主，谁来跟从你。刘邦纳谏作罢。”

“还有就是赵匡胤与宰相赵普，宰相赵普屡次向推荐赵匡胤某人，赵匡胤不肯，最后把赵普推荐此人的奏章撕碎了丢在地上。赵普把撕碎的奏章带回家缀补好后，过了几日又向赵匡胤推荐，最后赵匡胤不得不接受了赵普的意见。”

“譬如汉高祖，赵匡胤这样的明主，都能更改圣命，可知圣人无我之意，又何来有伤圣明呢？”

听了老儒一言，下面的儒童们纷纷点头。

老儒笑了笑继续讲了下去……

夜幕降临，结束了一日操劳的林延潮，回到府里书房。

听了陈济川，天理报一出，反响确实不错。但是同样的遭到了很多的批评，他们批评都在对荀子的性恶论，认为林延潮不能为荀子辩护。

林延潮闻之有些欣慰，他想起若是后人将荀子与亚当斯密二人的著作一起来读，就会发现有很多共同之处。

两位东西哲人都认为人性有恶的一面。

荀子认为，当以礼导欲。但义在礼先，保利弃义，谓之至贼。

亚当斯密认为利己不害他，则无妨，反而利己能促进于利他。

同时荀子提倡社会分工，他主张人能群，在于能分，人不能无群，群不能无分。不过荀子之分，更近于阶层的意思，故而‘群则无分则争’，因此必须以礼维护，同时分也可人尽其才，最后‘农农，士士，工工，商商’。

而分工这一点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说的也清楚了，分工可以促进社会的发展，经济的增长。

当时荀子与亚当斯密都面临一个问题，世俗总是用道德的制高点来极力谴责财富的积累，商业的发展。

只是亚当斯认为适度的利己，最终会造成利他。比如商贩将商品给百姓，并非是为了作善事，而为了将商品换作了金钱利己罢了，而长久的利他一定是建立在利己的基础上，最后亚当斯密成为经济政治学的鼻祖。

而荀子呢？到了明朝甚至连陪祀的地位，也被取消。

而林学的主张是利人利己是为义，爱人爱己是为仁，这与荀子，亚当斯密的理论都有共通的地方，所以故而恢复荀子的道统十分必要。

只要能站在千百年来的义利之辩的理论制高点，如此将来的改革变法就有了理论铺垫。

当初辞官在乡时，林延潮读菜根谭里‘善启迪人心者，当因其所明而渐通之，毋强开其所闭;善移风化者，当因其所易而渐及之，毋轻矫其所难’深有所感。

一切变法，移风易俗都必须从教化人心而起，教化人心不是徒然说教，变法当从易到难而不是一下子动大刀子。这与林延潮决定从下至上，水到渠成的变法，可谓不谋而合。

所以荀子陪祀之事不是目的，而是手段，通过这一次朝野间的辩论，林延潮将自己政治主张通过舆论进一步的宣传。若是先变法再宣传，则成为说教，读书人百姓不但听不进去，而且还有反效果。

现在因此事引起了争执，早在他意料之中，这才是林延潮所真正需要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