警方事后查明，跳楼自杀者名叫孙胜利，他是胖厨子的父亲。这个老头患病多年，在养老院苟延残喘，他悄悄返回雨门市，没有告诉任何人，以惊人的决心和犯罪技巧完成了最后的心愿：复仇和杀人。

这个临死前连一盆花都不忍摔碎的老头，竟然制造了三起令人震惊的掏肠血案！

给花浇水的手也是掏出肠子的手。

每个人都是如此，左手属于恶魔，右手属于天使。

老人从四楼跳了下去，在空中的短暂时间里，一些旧事沿着枯井壁爬上来，他仿佛又回到了自己长大的那条偏僻小巷。偏僻之巷里，墙角的扁豆开了花，榆树上长着黑色的树瘤，在回忆的迷雾中，少年时的好友与他擦肩而过，他们都还没有长大，他看到了自己。

那是一个互相残杀的年代，那是一个人人犯罪的年代，每个人都是凶手，每个人都是受害者。

1967年，孙胜利上高中，他没有打过一次架，没有骂过一句脏话，他犯下的罪仅仅是因为他穿了一件西装，更不可饶恕的是——他喜欢读普希金的诗！

在那个变态的年代，一个人穿西装和读普希金的诗等于大罪。

罪名有：“走资派”、“苏修特嫌”、“敌特”、“黑帮分子”、“右派”！

学校革命委员会对孙胜利进行了审讯，其中一个叫张红旗的同学负责主审。

张红旗：西装哪里来的？

孙胜利：这个不是西装，是中山装，衣服放在煤炉边，烧掉了一块，就改成了这样。

张红旗：还敢狡辩，凡是反动的东西，你不打，他就不倒，给我狠狠打。

很快，孙胜利的脸肿了起来，嘴角流出血。

张红旗：家里有中山装，不是富农才怪呢，你是什么成分？

孙胜利：我交待，我是“黑五类”子女。

“黑五类”即地主、富农、反革命分子、坏分子、右派分子。

张红旗：交出敌特名单。

孙胜利：我不是特务。

张红旗：不是特务还穿西装，还读普希金的诗？

孙胜利：诗集是我爸爸的，衣服也是我爸爸的。

张红旗：一家都是反革命，把他关起来，我们去抄他家，找找有没有发报机。

孙胜利家被抄，所有东西都被砸烂，父亲遭到毒打后，跳井自尽。父亲受不了这种屈辱，邻居家的男孩，昨天还乖巧的喊他叔叔，今天却恶狠狠的向他挥舞皮带。母亲被剃了个阴阳头，母亲的麻花辫本来有两个，只剩下左边的一个，脑袋的右半边光秃秃的，没有头发。

那时候，孙胜利家的院里有一口井，父亲死了，他和母亲也不敢把遗体掩埋，只好任由父亲的尸体在井里浸泡着。从此以后，他们喝的每一碗水里都有父亲腐烂的味道。

那时候，冬天总是很冷，院里的腌菜、豆腐和半个老南瓜都结了冰碴。孙胜利哈着寒气去打水，他拎着水桶，站在井边发呆，每次打水的时候，他都不敢往井里看。这一次，他看到了父亲，井里的水已经结冰，父亲的脸被冰封在水面。

一个人在冬天的井里，在冰冻之中，他仰着脸，只有鼻尖露在冰面之上。

这个画面，他至死难忘，永远都记得父亲的那张脸。

雨门市的学生分成了两派，一派叫做“丛中笑”，另一派叫做“鬼见愁”，这两个名字都有点像黑社会帮会名称，他们每天所作的事情就是打砸抢，以及互相群殴，这两派时常爆发冲突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：保卫一个远在千万里之外的人。

全国的学生们都叫红卫兵，为了保卫这个人，所有的学生都在互相残杀。

张红旗所在的战斗队叫做“丛中笑”，他是其中的一个小头目，孙胜利加入了对立的另一方红卫兵组织“鬼见愁”。

孙胜利的目的很简单，想要为父亲报仇雪恨。

孙胜利是“黑五类”，家庭出身不好，为了取得“鬼见愁”战斗队的信任，孙胜利从井里打捞起父亲的尸体，拖到街头，他当着所有人的面，浇上煤油，声称自己和父亲划清了界限，随后焚烧了父亲的尸体。

那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上最黑暗的阶段，那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恐怖的时期。在那个年代，人们已经丧失了人性，把人活活打死是司空见惯的事。

雨门市东四街有户人家是“资本家”，红卫兵把老夫妇打到半死，又强迫儿子去打，还在上中学的儿子用哑铃砸碎了父亲的头，后来儿子也疯了。

雨门市沙街有个“地主婆”，一群红卫兵用自行车链子和皮带把地主婆打得奄奄一息，地主婆的女儿为了和母亲划清界限，她笑嘻嘻的在母亲肚子上蹦来蹦去，直到把母亲活活踩死。

雨门市红卫兵之间的群殴升级为武斗，双方的战斗人数达到千人，“鬼见愁”和“丛中笑”势不两立，双方你来我往发生过数次拉锯战。他们动用了各种武器：小口径步枪、冲锋枪、轻机枪、重机枪、手榴弹。在国内某些地方的武斗中，甚至动用了坦克、高射炮、舰艇。

最终，经过一场大战，孙胜利所在的“鬼见愁”战斗队被打垮，死伤惨重，“丛中笑”大获全胜，占领了对方的总部——雨门市礼堂，还俘虏了一批鬼见愁战斗队的红卫兵成员。

所有俘虏都被关押在礼堂大院的几间黑屋里，牛棚其实不是棚子，而是任意设置的监狱。

红卫兵俘虏了红卫兵，张红旗俘虏了孙胜利。

当时折磨人的方式非常多：打人、骂人、捆人、吊人、撅屁股、挨饿、剃阴阳头、罚吹西北风、吃草、吃泥巴、喝尿、吃牛屎、灌大粪、儿打娘、敲牙齿、针缝口等。

张红旗想到了一个绝妙的办法，简直比得上满清十大酷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