经过这场风波，琨宁反而与内务府的其他人走得近了。内务府内的应酬琨宁来者不拒，以他的能耐，很快与内务府的一帮老人打得火热，渐渐的，内务府的一些游戏规则，琨宁尽熟悉于心。

那位行贿的书斋主人并未被刑罚，也未被剥夺文渊阁藏书刻印的许可，而是被罚了五千两，连同行贿的一千两，一共六千两，经琨宁提议，以“议罪银”的名头，纳入了内务府的账目。

内务府连年亏空，除了内务府内部的蛀虫外，与近年来皇上越来越大手大脚有关。经过多年的治国，元盛帝觉得自己辛辛苦苦了这么多年，大金国在自己的治理下蒸蒸日上，也该享受一下太平盛世里天子的待遇。别说，皇上日常的支出还是挺大的，来自各地眼花缭乱的民间贡品需要回赠大量的银两，宫中采办各种物资，过年给妃子皇子们压岁钱，给皇太后贺寿等等。为了弥补亏空，皇上还允许内务府对商人发放高利贷，出售部分特许商品的经营权，以谋取暴利，结果内务府还是收入增长缓慢。内务府没有能当大用的人，是元盛帝一直以来的感慨。琨宁的提出的“议罪银”办法，给了元盛帝很大的启发。

自古以来就有对官员“罚俸”的处罚，只要官员犯了过失，分别罚俸一月、两月、六月、九月等，最多可达四年，但罚俸的决定权在吏部，款项由户部承追，罚银也随之纳入国库，过程公开透明。

自孝贤皇后故去后，元盛帝御下日益严苛，执法趋严，觉得罚俸数额太少，不足以警戒其心，便法外加罚，所罚动辄上万，称为“议罪银”。皇上的初衷不过是让官员“肉痛”，并未想到将它制度化成一项财源。琨宁的这次提议将“议罪银”纳入内务府直接归皇上所有，给了皇上莫大的提示。本来“议罪银”便是新立的项目，尚未列入正式的法规，那便可以想法绕开户部，直接将银两引入内务府，过程及数额均可不公开，如此，元盛帝自己收了多少“议罪银”，外臣不晓，便没有理由指摘他。想及此，元盛帝招来琨宁，二人细细谈了整整一日。第二日，在皇上的授意下，一个全新的“议罪银”制度便诞生了。

“议罪银”制度是由大臣、尤其是总督、巡抚和布政使等地方高级官吏，以及掌握盐政、织造的官员，当然也包括一些富裕商人，如皇商、盐商、行商与参商等自行认罪的制度，它由皇上直辖的“密记处”具体负责，所罚银两交内务府所辖的广储司银库收讫。对于不按时缴纳者，刑部或者其他衙门甚至军队里的将官也会出面追缴议罪银。其道理非常简单，整个大清朝，最有钱的人无非是那些地方督抚，掌握盐政、织造、税务的官员，以及富商大贾，而这些人没几个是“干净”的，因此想要弄钱，就得从这些人下手，因此“议罪银”的征收对象就是上述人群。

而坤宁自然而然从修书处调任，成为“密记处”的一员，其余成员则是皇上点了内务府的几名官员。巧合的是这些官员平日与坤宁都颇为交好。表面看似琨宁品级最低，实际具体事宜均有琨宁负责，凡事由他亲自向皇上禀报。

自“议罪银”制度一诞生，银子流水一般进了内务府，元盛帝的荷包瞬间鼓了起来。

有人因此而欢喜，这意味着他们可以正大光明的“孝敬”元盛帝，有官员没犯错，先交上三万银两，说待日后有罪再扣。还有的官员因奏折上沾上了点墨汁，便自认有罪，亦交了一万银两。

至于交多少钱，什么时候交，怎么交，所有的秘密都掌握在“密记处”手里，过程的不透明，除了皇上收益外，最大的收益者，便是“密记处”中的人，其中尤以琨宁为首，因为琨宁最懂皇上的心思，该交多少，向他求证或由他经手最为合适。当然没人能落下这经手费。而皇上亦对此默许。吃着了肉的人是皇上，还不允许帮你找肉的人喝点汤吗？琨宁自然亦不亏待“密记处”的其他人，参照内务府潜规则，建立起一套均衡的分肥制度，使得他与内务府的人融成了一块铁板。